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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是政府采购制度运行的重要保障。2018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中提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放活微观主体，创新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效能。” “放管服”改革要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监管体制的完善，但目前政府采购领域的监督管理机制仍然以事前监督为主，事中和事后监管较为薄弱，与“放管服”改革思路不尽一致，也无法为政府采购制度的优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因此，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急需转变监管思路，适应“放管服”改革下对政府采购实施全过程监管的需要。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相关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监管机制的法律依据是以《gpk电子》（以下简称《gpk电子》）为主，以《gpk电子》（以下简称《gpk电子》）为辅，《gpk电子》《gpk电子》《gpk电子》《gpk电子》等为补充的法律体系。

《gpk电子》第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且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作出相关规定。也就是说，《gpk电子》将监管职责授予财政部门，并具体规定了其相应的职责。《gpk电子》第十三条规定，“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具备开展采购业务所需的评审条件和设施”；第六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第六十五条规定，“审计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实施监督，发现采购当事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通报财政部门”。可见，实施条例拓展了政府采购监管的范围，一方面要求采购代理机构建立内控机制，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审计等部门的外部监督。

《gpk电子》第六条规定，“采购人应当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实施计划、确定采购需求、组织采购活动、履约验收、答复询问质疑、配合投诉处理及监督检查等重点环节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第八十二条规定，“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责”。该办法强调了采购人内控机制建设。《gpk电子》第四条规定，“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拟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向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批准”。这一办法对招标数额标准以上项目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事前审批作了明确规定。

《gpk电子》第三十五条规定，“财政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处理档案管理制度，并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该办法强调了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在监督上的协调配合。《gpk电子》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而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则应指定并监督检查公告政府采购信息的媒体。这一办法强调了财政部门对信息公告的监督管理。

综合来看，我国目前政府采购监管机制已经涵盖了从相关当事人内控机制、财政部门内部监管到审计等部门的外部监督，囊括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等不同阶段，对政府采购预算确定、采购方式运用、信息公告等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监管规定。

当前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采购在减少政府干预、放权于市场、放权于采购人的同时，更加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既要有“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又要凸显监管重点环节，避免寻租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目前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并没有跟上“放管服”改革的步伐，相关法律规定仍需改进，监督管理体制也仍以事前监管为主，忽略了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功效，难以发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真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放管服”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政府如何在减少干预的同时确保政府采购活动有序进行，就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支撑，赋予各个参与主体明确的监督职责。通过对法律法规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对监督管理职责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却不够明确与细化，无法紧跟“放管服”改革的步伐。首先，目前的监管法律体系没有明确采购各方主体的监督责任，仅依靠财政部门的监督，容易造成监督管理过程中的“缺位”，无法形成闭合监督管理链条。其次，政府采购监管法律体系没有细化“全过程”监督管理链条细节，对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再到签订、履行合同，直至质疑投诉处理各个过程的监管规定不够明确，不能为监督管理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二，事前监管需改进。政府采购事前监管主要是指对在政府采购活动开始前的采购预算、采购计划、采购方式以及采购代理机构的选择等方面的审批管理。一方面我国目前政府采购预算监管乏力，但另一方面政府采购事前审批事项过多，不能完全适应“放管服”改革对“放”的要求。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预算编制不够合理。预算编制不合理的实质是采购需求确定不合理的问题。众所周知，明确的采购需求是进行政府采购活动的首要因素，而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则是明确采购需求的关键环节。政府采购预算应保证其完整性与严肃性，以实现“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但是，由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预算意识不强，编制的政府采购预算缺乏充分的依据，从而导致政府采购活动的资金约束力减弱，不利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发挥。一方面，编制预算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与专业素养，对预算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相关监督机构中对预算编制的监督力度不足，从而导致采购人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时，对采购项目的相关信息缺乏足够的实地考察了解，无法确定真实的采购成本，一味地追求价格最低而忽视采购项目的质量，盲目确定预算金额，使得采购过程中频繁发生调整预算的现象。这既不能实现“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管理目标，大大降低政府采购预算的有效性与严肃性，也损害了政府采购监督机制的完整性。没有合理有效的政府采购预算，财政部门、纪检、审计部门在进行内、外部监督时也就没有了充分的监督依据，监督过程也只能关注采购活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方面，触及不到实质性的内容，监督也便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并且在中央以及各地的政府采购相关网站中，也没有涉及到采购人编制预算方面的问题反映。二是，事前审批事项过多。采购事前审批事项过多，主要体现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和采购限额标准仍较低、集中采购目录规定范围过宽以及对采购方式的审批过多，不能适应“放管服”改革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中对采购人（预算主体）放权的需要。

“放管服”改革的目的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少政府部门的干预，提升政府部门治理能力和水平。当前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仍然较低，这就意味着，公开招标方式使用的频次会比较多，而公开招标周期长、相对效率低，特别是，公开招标容易走向“价格过低”的误区，不利于满足采购人的个性化需求，不利于改进政府采购效能。并且，与我国工程采购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相比，货物和服务的标准明显偏低。 同时，我国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模式采取的是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制，即，列入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和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对象，均应委托给集中采购机构进行采购，这样一来，如果集中采购目录过宽、限额标准过低，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的份额就过高，而社会上的代理机构能够代理的范围就相对有限，显然，这与简政放权、激发代理机构活力是相矛盾的。特别是在2014年我国全面放开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准入后，如果不对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的限制进行调整，社会代理机构实质上能够代理的范围更是相对较小。此外，由于我国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而不采用公开招标的，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审批，实际中经常出现不适合用公开招标的情形或者招标后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情况，这些情况都要重新经过财政部门审批才能更改为其他方式，大大折损了政府采购的效率。

第三，事中监管需全面。政府采购过程的主体分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与供应商，且每一主体都是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依法遵循相关法律规定，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而且也要承担主体责任，进行相互监督。但目前各主体责任不够明确，监督意识也不够强烈，在监督不够全面的情况下，各主体容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滋生腐败现象，浪费财政资源。首先，对采购代理机构监督不够全面。近年来采购代理机构数量出现大幅度上升，财政部门对代理机构的监管仍需加强，即要遵循“放”后要“管”的思路。其次，采购代理机构作为很多采购的具体承办者，负责采购活动特别是招标投标活动，其在制作招标文件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权利，因此，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代理机构与供应商之间容易发生暗箱操作，有的通过设定不公平条件对其他供应商实行歧视待遇，不利于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再其次，对评审专家的监督不够全面。财政监督管理部门对评审专家是否是独立于其他主体、以及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是否公平、是否具有政策性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最后，对供应商的监督不够全面。目前监督部门的重点侧重于供应商的资质方面，但是供应商履约能力、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方面的监管不足，无法确保实现采购的效率性和有效性。

第四，事后监管需强化。政府采购事后监管主要表现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管。目前这一环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供应商履约验收监管不力，以及信息公开仍需进一步加强。首先，供应商履约情况好坏决定了政府采购的最终效果。当前供应商履约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供应商不诚信、低价中标后“以次充好”，而采购人也拿供应商没办法，这从政府采购质疑投诉案中少有采购人提出质疑投诉窥见一斑。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需要透明化的信息公开及反馈机制。虽然目前政府采购活动实现了一定的电子化平台监管，且中国政府采购网就监督检查结果、质疑和投诉处理结果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等信息进行公示，各地方政府也会从市级和区级两个层面进行此类监督信息的公示，以帮助审计部门、社会公众等外部监督主体了解具体情况，但政府采购监管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地信息公开度不统一。就质疑和投诉处理公告方面，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公告时间期限较短，一般只能查询最近的60条信息公告，稍前日期的公告无法查询；而各地方政府采购网的公告时限有长有短，且规模并不统一，比如东部某省2018年全年省市区就463条质疑投诉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而华北某省2018年共公示163条信息公告，数量规模差异较大。另外又如，西北某省区级质疑投诉处理的公告时间期限明显短于省级公告期限。其次，信息公开内容不完善。目前的质疑投诉处理公告模板包含相关当事人、相关事项、调查结果以及处理结果等内容，仅反映当前存在的问题，但问题何时解决、如何解决以及解决效果如何，均不得而知。最后，当前政府采购监督检查结果公开不够及时、应用不够及时，不仅不利于政府采购外部监督机制的良好运行，更不利于政府采购制度的优化。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本文未完待续，敬请关注）